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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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论》则在英文本出版的同年译为德文。歌德认为这些著述比德国哲学更好地提供了有关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基础]黑格尔与斯密、李嘉图(David Ricardo)及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在试图回答启蒙提出的个人主义框架内的认识、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等问题。(Walker，Angus：Marx：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pp．63～64．)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辩证法力图将人与他人的世界内在地联系起来，他对总体(wholeness)的恢复是对18世纪以降中欧和德国分裂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回应，也是对笛卡尔以来个人主义认识论所面临的困境的解答。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世界史理论和政治哲学提供了观察苏格兰社会思想的极为重要的视野。让我们首先看一看黑格尔是如何把市民社会和经济的观念纳入到他的权利哲学、国家的科学和世界精神之中的。在1821年发表的《法哲学原理》(The Philosophy 0f Right)中，黑格尔将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建立，而国家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综合。“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页197)这一观点与苏格兰思想家以及后来为严复等中国思想家大为重视的斯宾塞的综合哲学有着许多重叠之处。在这里，由自主的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及其法律体系成为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内在结构，而政治共同体则是一个综合的演化过程的产物。(黑格尔说：“如果把国家想像为各个不同的人的统一，亦即仅仅是共同性的统一，其所想像的只是指市民社会的规定而言。……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页197)财产权和契约等观念在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中，财产权和契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对社会政治活动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身份认同的根源，“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页197)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直接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斯密描述的市场机制及其规律：市民社会的成员以自己为目的，但这一自利的行为被组织在市场机制内部，从而能够促进共同的福祉，“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这种制度首先可以看成外部的国家，即需要和理智的国家。”(同上，页198)黑格尔把政治经济规律视为世界精神的运动，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如同自然科学的)偏颇的真理整合在他的世界理论之中。在论及“需要的体系”的一节中，黑格尔说：
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这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它的发展是很有趣的，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同上，页204)在黑格尔的视野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产生出了一种“强制”，它把自己“表述为普遍的、永恒的资本”。
抽象的“自然史”与人类平均劳动时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将历史关系替换为形而上学的时间关系(无论是商品生产的周转关系，还是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所预设的那种历史性被抽象化或规范化了。用博兰尼的话说，实质的经济体的运动与形式的经济概念重叠起来了，实质的历史过程与关于历史的形式分析重叠起来了。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在完成自己的历史叙述过程中背离了它的基本预设，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在它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把它视为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的时候，本来只有在阶级斗争仍然潜伏进行，或不过在个别孤立现象上表露的时候，能够还是科学。”(马克思：《第二版的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63，页XVI)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相信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种市场秩序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因此，这一知识及其形式仍然被人们理解为“科学”。但只要条件转变了，这一绝对的形式被看成了相对的形式，即历史的形式，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就随之瓦解了。以赛亚·柏林曾说，只有在革命的暴力时代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自由主义的意义(大意如此)，而马克思却说，只有在阶级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刻，人们才能拒绝资本主义秩序是最终的、绝对的秩序的观念。在《大转变》一书中，卡尔·博兰尼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市场的扩张与保护运动的冲突如何破坏了十九世纪稳定的基础，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两个方面是无法分开来理解的。
博兰尼描述的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引起社会的对抗”的过程，但对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来说，“这种对抗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更高或更低，就它本身来说，并不是我们这里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这各种规律本身，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马克思：《初版的序》，《资本论》，第1卷，页x)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对于这一对抗的破坏性的理解深化了，他们著作中潜伏着的悲观主义已经明显地区别于马克思对于阶级斗争的乐观信念。他们对于社会保护运动的同情并不等同于对于社会保护运动的全盘支持，也并不等同于他们认为社会运动能够最终解决由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产生的后果，相反，他们将社会保护运动视为对于市场扩张过程的反抗。这一抵抗既可能缓解社会矛盾，也可能导致社会的解体。但是，与自由主义学者将灾难归咎于这些社会运动不同，他们将市场扩张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作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许多东西。
博兰尼的著作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但他的历史叙述渊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是明显的事实，这是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把政治经济学奠基于具体的历史知识之上，从而发展了从物质生活关系观察经济范畴的方法。马克思批评普鲁东由于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