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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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结构。按照《国富论》的叙述，人类生活的互利原则是由“看不见的手”——即一种纯粹自然的而非操纵的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个人对利益的追逐总是自然地导致总体的福利。这一秩序观内含的和谐概念不同于以往的秩序观的和谐概念，后者总是依赖于有关社会等级关系的理念的或形式的和谐。换言之，新的秩序建立在一种交换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种外在于这种交换活动本身的和谐之上。因此，这一秩序的观念是～种世俗的秩序概念，它的和谐的秩序关系产生于世俗的交换活动本身。
亚当·斯密对于社会福利和市场扩张的关系的叙述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既是对于产生现代商业行为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实证性的叙述，又是一种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最佳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历史的，同时又必须被理解为“自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概念体现了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思想：社会、市场和政治安排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独立于政治的上层结构的体系。在这里，一种摆脱政治于预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经济或市场作为一种自足的体系的描述。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实质的历史过程的描述。哈耶克曾经分辩说，亚当·斯密与那些以经济人为中心概念的经济学家存在很大的差别，他是以历史为对象的思想家。但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实证的历史叙述能够被转化为一套有关“经济人”的叙述呢?这部分地是因为，通过对于市场交换活动的分析，他提供了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然秩序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不仅被理解为一个自足的、自我运动的过程，而且历史的发展也被理解为经由不同阶段转向自由市场及其伦理的进程。在十九世纪，这一自由放任主义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转化为关于世界市场和历史进步的普遍叙述，从而以市场扩张这一抽象概念替换了殖民主义活动等充满了血腥的历史过程。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以一种历史家的方式叙述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及其后果，但最终他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经济运转的叙述：作为一个大国，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取得了以下的利益：(一)这大国的享乐用品增加了；(二)这大国的产业增大了。……美洲的发现与拓殖，促进了以下各国的产业：(一)与美洲直接通商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法国、英国；(二)不直接与美洲通商，但以他国为媒介，把大量麻布及其他货物送到美洲的国家，如奥属法兰德斯和德国的某几个省。这一切国家，显然都有比较广阔的市场，来销售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因而必然受到鼓励来增加剩余生产物的数量。(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6，页161—162)
亚当·斯密与其后的马克思一样，揭示了美洲的发现与无穷尽的市场、劳动分工、工艺进步、税收和财富的上升的密切的联系，从而把殖民地的开拓纳入了一种有关世界市场的循环运动的论述之中。(斯密描述说：“这类大事件，对于不曾把自己生产的物品输出到欧洲去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是否也产生促进生产的作用，……却是无可怀疑的。……那里的剩余生产物，虽可能没有任何部分输出到美洲，但可输到其他国家，由其他国家用一部分美洲剩余生产物来购买。这种贸易原来是由美洲剩余生产物引起的，有赖于这种贸易，匈牙利和波兰的剩余生产物才找到了市场。……这类大事件，对于不曾把物品输到美洲而且没从美洲收到任何物品的国家，也可能起增加享乐用品和增进产业的作用。就是这些国家，也可能从那些与美洲通商而增加了剩余生产物的国家收到更多的其他商品。这种更多的商品，必然增加它们的享乐用品，所以然增进其产业。有更多新的等价物呈现在它们面前，来交换它们产业的剩余生产物了。这样就给这个剩余生产物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提高它的价值，因而促进它的数量的增加。每年投入欧洲大商场，并通过周转，每年分配给欧洲各国的商品总量，必由于美洲全部剩余生产物而增加。这个总量加大了，分归各国的数量亦会加大，这样就会增加它们的享乐用品，促进它们的产业。”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页162)我们能否把这种征服活动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我运转分离开来呢?我们如何计算战争的成本、计算奴隶的劳动时间与平民的劳动时间呢?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事实上，只要我们开始追问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对于人类历史的“实证的叙述”就变成了“形式的叙述”：自我调节的市场只有在一种形式的关系中才能呈现出来。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政治、伦理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十九世纪欧洲著作家的若干论述无非是上述逻辑的转换。我在《严复的三个世界》一文中，针对进化论的叙述问题，曾比较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相关讨论，并指出在这些极为不同的著述家那里，殖民主义的活动被描述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进行抗争的活动，不仅殖民地居民被贬低为有待征服的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对他们的利用、奴役和征服也成为自然演化的一部分，成为经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足过程(市场扩张)的一个部分。正是通过这一形式主义的叙述，市场扩张本身变成了一种伦理的诉求，一种人类为了战胜外部自然获取财富的自然过程。(汪晖：《严复的三个世界》，《学人》第12辑)
时间与历史
循环的时间与不可逆转的时间
博兰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贝罗奇、阿尔利吉等人对于“市场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充分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与权力、垄断、殖民、战争、掠夺等历史关系的内在的联系。那么，为什么如此明确的事实并没有妨碍苏格兰历史学派和亚当·斯密去构造自由市场和社会的模型?为什么市民社会、市场和现代法律秩序能够被理解为“自然的”?除了考虑十九世纪著作家的具体政治／经济语境之外，我们还有必要重新思考上述历史过程被转化为形式主义描述的认识论根源。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论洛克、斯密等人创造的政治、经济想像时，特别提及了“世俗时间”(secular time)的观念：
想像我们自己处于这个横向的、世俗的世界之中，亦即将我们从属于这些新的集体机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世俗时间的共同行动之中。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想像也必须把社会设想为脱离某种代理入视野的、一组具体的过程。这一世俗的时间观念把社会视为自我活动的舞台：社会活动与一种超越的或高级的时间(higher time)彻底分离。神圣时间将社会活动臣服于国王、古代法、上帝等更高的逻辑或规范，而世俗时间却把社会活动看作是完全自主的、独立的、在相互关联中展开的活动。Taylor，Chades：”Modem Social Imaginaries”，Manuscript，D．53．这是泰勒提交给由Center for Transcultu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