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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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家的经济状况取决于自然知识的状况而言，它是自然科学的主题，艺术以此为基础。但是，就其原因是道德和心理的——依赖于制度和社会关系或人性的——而言，对它们的研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属于道德或社会科学，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John Stuart Mill：Princeples 0f PoliticalEconomy with Some 0f their Applications t0Social Philosophy，ed．W．J．Ashley，Ion·don，1909，p．21．)政治经济学不相信存在离开社会政治体系的经济过程，也不相信存在离开经济过程的政治和其他文化过程。用安古斯·沃尔克尔(AngusWalker)的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是社会科学本身(Political economyWaS not a social science．it WaS the social sci-ence).(Angus Walker：Marx：His Theory and ItsContext，p．22．)
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的关系，它认为经济过程是内在于制度的过程。上述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信念完全背道而驰。说到底，所谓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无非是一种历史视野。然而，现代经济学所以能够以一种科学模式的狭隘方式讨论经济过程，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解经济的历史视野，但作为一种知识，它没有能够将这一视野贯彻到底，即对经济体的运行进行实质性的描述。因此，博兰尼对于形式的和实质的区分针对的不仅是现代经济学，而且也必将引申出对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假定的批判。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得废点笔墨加以叙述。
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苏格兰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成员试图通过历史的研究在那些各不相同、互无联系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进而提供有关社会变化的一般理论。从这方面看，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存在于两个方(Angus Walker：Marx：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pp．22—23．)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弥尔写道：面，即科学方法的方面与历史信念的方面。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说，苏格兰历史学派的诞生与十七世纪以降的科学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沃尔克尔在探讨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时将他们的工作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联系起来，他说，十七世纪以降的科学发现用收集证据、组织秩序的方式说明自然世界，这一方式启发了亚当·斯密及其朋友重新总结牛顿、洛克、孟德斯鸠、魁奈、重农学派及其他学者在哲学、科学方法、物理学、生物学、政治思想和法理学等方面的发展，他们发现这些伟大的知识进展未能形成对于人类进步的一般描述，于是决心填补这一空白，将科学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中，进而在理论上论证现代文明的兴起。包括哈耶克在内的理论家将历史主义归入科学主义的范畴，其理由正是基于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过分地依赖科学方法，它不可避免地忽略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与社会的根本性的区别。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格兰历史学派产生于欧洲的商业化或世俗化的过程之中。从马基亚维利到路德宗教改革，政治领域本身正在从宗教的世界向世俗的世界转化：政治逐渐从信仰的领域蜕化为一个管理的问题，进而又从对主权的关注发展为对于个人主体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市场关系的发展与个人主义政治权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假定得以确立：市场的充分运动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的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一假定立刻伴随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即一方面市场的运作需要个人自由及其对财产的处置权、需要自由获取他人的劳动和财产权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及其规则(包括财产权)无法离开金融、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的保障。后一方面也可以表述为市场的运作无法离开个人对于主权的政治权威的服从。为了克服这一困境，洛克等人试图用商业社会的概念即个人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契约”来定义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则相反，他试图将社会描述成为个人、阶级、法律制度，以及各种体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社会安排不再被理解为政治决定的产物，而是社会内部各种要素相互运动、自我调节的结果。
因此，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提供了政治权利关系的新的构想，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为市场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场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1846年，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论证了生产、商业和消费的假定形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普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马克思：《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页320—321】有人论证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不仅是亚当·斯密，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尤其是魁奈。这是因为重农学派发展了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production)和流通(circulation)过程的分析，他们将经济的交换过程视为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和消费成为这一过程的相互依赖的方面。以此为契机，交换行为不仅被置于市场的共时关系之中，而且也被置于向前延伸的时间关系之中。这一循环过程的描述为一种自足的“经济”概念提供了基础。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被看作是洛克的政治理论、盂德斯鸠的社会学和魁奈的经济学的综合和发展，至一七七六年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阐述。(Angus Walker：Marx，pp．22—28．)
亚当·斯密和他的朋友们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或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欲求。《国富论》的主旨在于阐明社会福利和市场扩张的关系，它以一种实证的方式论证人类进步如何依赖于现代商业行为和态度的发展，社会福利如何产生于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的最小化，从而成为十九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宪章。这一世俗的秩序被理解为一种自然的社会形式，它以经济、市场机制和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