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大嫂谣

作者:罗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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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被打回来了咋办?
  不知是不是那医生的孩子也正考大学,她态度特别地慈祥,她说一百个放心,我说没事了就是没事了。随后给我开了个方子,说回去之后,照方子抓药,再吃一段时间。
  我和父亲去办出院手续,结果还余下一点钱,够我们坐车回到镇上。
  回去之后才知道,大嫂今天带着借来的钱去市医院了。我们错过了。
  按理,大嫂当天夜间就该回来,但第二天没回来,第三天还是没回来,又没得个音信,就跟她这次去广东不和家里联系一样。不过那时候城里有家庭电话的也不多,山区农村就更不用说,大嫂想联系也没办法。我们一家人坐在房子旁边的一棵杏树底下,愁眉苦脸,又无计可施。父亲说,是不是有人谋害她呀?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嫂身上带着从大队部借来的两百块钱。大哥坐在那里哭,说夏至呀,这都是为了你呀!大哥并不是成心责怪我,他是担心糊涂了。二哥由于教了一阵子书又被取缔的事,本来对大嫂心生怨恨,但眼见她几天没有人影子,也着急得吃不下饭,不过他比我们都要冷静。他说,明天再等一天,如果明天还不回来,我就去市医院看看。大哥哭着说,去市医院有啥用,她一问就知道夏至出了院,就会离开了,肯定不在那里了。可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第二天,我们依然聚在杏树底下,空坐到黄昏时分,全都耷拉着脖子,没有人弄饭吃,也没有人开腔说话。心想这么多天了,完了。
  就在这时候,二嫂突然叫一声:大嫂回来了!
  十余米外的石梯上,冒出一张笑盈盈的脸,接着,大嫂披一身金色的霞光上来了。她的第一句话是:考上了,上重点线了!原来,她从市医院出来,直接去县中看我的考分去了。考分要过几天才下来,她就在那里等。晚上,她就睡在学校的花园里。这么几天过去,她只吃过三顿饭,都是二两一碗的挂面。
  一家人处在喜庆之中,大哥却在恶毒地骂大嫂。
  不管大哥怎样骂,大嫂都是傻兮兮地笑,满脸通红,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考上了,上重点线了……
  大嫂果然在广东的工地上昏倒了。
  热啊!在太阳坝干活,不要说她这种体质本来就差的女人,就是很强健的男人,照样可能脱水昏倒。
  大嫂是在推斗车的时候突然倒下的。那里有一段斜坡,大嫂要把满满一斗车砖,从那斜坡推上去。大嫂双脚朝后蹬,把腰伏得很深,不仅手上用力,还用肩膀去顶斗车把。她的个子矮,这种姿势,使她的脸几乎贴到了地面上。地面是水泥路,被午后的太阳晒得亮晃晃的,好像燃烧起来了,而照在背部和后脑的太阳,仿佛就悬在屋檐那么高的位置。大嫂觉得自己不行了,她抬头想喊人,可那些人似乎离她都非常遥远,遥远得只有一个梦幻般的影子(其实不过二三十米),她心想那么远的人,怎么喊得应呢。再说她也没有精力喊,她把骨髓里的力量,都抠出来推斗车了,喊人就要泄气,一泄气她就完了。她没有经验,不知道人处在极端境遇的时候,连一丝一毫的杂念也是不能有的,有了杂念就会分心。斗车也怕热,本来就叫唤着不肯上行,猛然间发现推它的人没那么用劲了,便趁机往后退了两步。这一退,大嫂就要付出双倍的代价去稳住它。可她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呢,只不过两秒钟时间,她就偏偏倒倒地栽下去了。
  斗车得到了解放,吱溜溜地朝后滑。
  轮胎从大嫂的一条腿上碾过。
  当斗车退到坡下的砖墙处,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工人们才看见发生的事情。
  大嫂被送到了医院。她腿上被搓掉了一张皮,幸好骨头没被轧断。
  没有人把这事告诉大哥,也没有人告诉我。大嫂肯定是不会打电话的(她怕家里人一知道,就会让她回去),胡贵也没打电话,胡贵不仅自己不打电话,还不准其他人给我们家透露风声,他说谁透露了风声,谁就走人。他在那边虽然吃得开,可也是麻烦不断,他害怕我去给他找麻烦。我毕竟是读过大学的人哪,现在尽管是在城市里混着,可到底也是正正宗宗的城里人。他进城的时间比我还长,而且是发了财的老板,但他还是个农民,从骨子到表皮都是个农民,他融不进城市,城市也不愿意接纳他,这让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
  有时候我想,这人,总是缺哪样就觉得哪样贵重。人们之所以很难感觉到幸福,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不是大嫂自己以后回家来边笑边说出了这件事,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大嫂的医药费全都是胡贵支付的,大嫂出院后,胡贵只让她拌灰浆不让她推斗车了,但工钱没有减她的,一分也没减。
  大嫂的工钱是每个月六百块,包住,不包吃。大嫂说,六百呀,够多的了!想想在家里刨那瘦筋筋的泥巴,除了糊自己的嘴,刨上一年到头哪里挣得到六百?大嫂满足得不得了,她把其中的五百块寄回家,自己留一百。在广东生活,一百块怎么够呢?但大嫂想过来想过去,算过来算过去,觉得不能多留了。清华念的县中,这些年因为高考成绩在全市列冠,牛气得像随时都准备拿牛角顶人,每到招生时节,学校大门都被挤爆了,不仅有本县的学生,还有外县的,而且都是那么优秀,学校,恨不得把他们一网打尽;事实上也收得够狠的了,从高一到高三,没有哪个班低于七十五人,重点班甚至达到了九十多个,教室就那么大,只好缩短书桌的尺码,过道如一根线,谁要想从过道上通过,都像过独木桥那么难。我从家里回城的时候,特意去县中看了清华,他就在重点班,他们班的讲台两侧也放了好几张学生桌!老师站在两尺见方的讲台上课,就像被关在人墙组成的囚室里——即便这样,学生也是收不完的啊。学校仿佛觉得,我本来应该收那么多学生,收那么多书学费,结果一部分人被挡在外面了,对不起,进来的就该出点血,把我损失的部分补起来。学校随时都在收钱,名目的繁多和古怪,真是闻所未闻。清华是一个很知道节约的孩子,生活费比别的同学少花三分之一,但学校强迫交的那些“苛捐杂税”(学生们是这么说的),他就无法控制了。他每个月的各项花销基本上都在五百元以上。
  大嫂怎么能多留呢,她恨不得自己一分钱也不用。再说她寄给大哥的五百块,大哥并不是都能得到。自从去外地打工的人多了,往家里寄钱的多了,镇邮电所就跟各村的头头儿达成协议:汇款单由各村的村长去取,村民再去找村长。人家是跑了路的,你当然不能白拿,你得给村长付劳务费,劳务费是汇款单上金额的百分之三。有村民不满意自己亲人的血汗钱被截留了,对邮电所交代,说我不要村长帮忙,我自己会来取。邮电所的工作人员态度还是蛮和善的,说可以呀,但你也看见了,邮电所就只有这么一间破房子,一到赶场天,来取信的就乱抓乱扯,你的单子丢了,我可负不了责哟。村民说村长来取未必就不丢?工作人员说,我们不按人头而是按村来分发,就简便多了,也不容易丢了,再说村委会也是一级政府,政府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要是他们把你们的汇款单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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