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空巢
作者：张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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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却是雨伞再好，也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雨。所以她们后来都选择了不需要伞的晴天。
这两次恋爱，他都爱得死去活来。到分手时，他觉得已经耗尽了他的心神。在那个凡事讲究简单纯洁的年代里，他的感情经历就算是复杂得有些可疑了。在那之后他再见到适婚的年轻女子，便有了尚未得到就已经害怕失去的焦虑。这份焦虑最初是隐隐约约，似有似无地藏在心中最深处的那个角落的，后来被年岁搅动着，零零星星地浮现上来，积在眼角眉梢鬓脚唇边，直到有一天，他在公共浴室的镜子前擦头发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有了第一缕的落魄和沧桑。
那天是何淳安二十五岁生日。他从学校的澡堂洗完澡出来，拎了一网兜换下来的脏衣服，行走在校园四月的暖春里，湿润的头发被风随意扬起，像一株盛开的蒲公英。而他那天的心境，也恰恰符合了蒲公英的比喻——从盛开到凋零，似乎只需要一阵风。二十五岁仿佛是一道坎，二十五岁之前，他有些不知不觉。过了二十五岁，他突然就感觉到了风的存在。
可是那天的李延安还是一叠白纸。十九页，页页雪白平整，毫无印记折皱。
那时李延安的父母已经结束了多年的戎马生涯，渐渐适应了安定的城市生活。当父母终于意识到子女的存在时，李延安已经像一根石头缝里的小草，自说自话地长成了一棵结实的小树。最好的学校最称职的老师都无济于事，李延安已经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对读书的兴趣。李延安留了一年级，才勉强初中毕业，却无论如何考不上高中，就在一家工厂里做了几年车床操作工。李延安虽然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一块读书的材料，却一直憧憬着在读书人的环境里工作。出于对女儿的内疚，李延安的父亲做了一生中唯一一件利用职权的事——把李延安安排进了大学的图书馆工作。然而李延安父亲的特权只行使到了图书馆门外，门内的一切，却是看李延安自己的造化了。李延安进入图书馆之后，名义上是管理员，很长的时间里其实都在做一个小工的事——搬运存书，清理书架，打扫卫生。数年以后，馆里来了更年轻的新人，她才调到了编目室工作。
那天何淳安洗完澡，就去学校的食堂吃了顿晚饭，又回宿舍翻了几页哈代的小说。终是无心无绪，便决定去图书馆找一本英国湖畔诗人的诗集。在过道上，他被一辆装满了书的手推车撞上了。车轮上的铁片直直地割进了他的脚踝，当时他只觉出了酥麻——疼痛是后来的事。他身子一矮，布袋似的软在了地上，手紧紧地捂住了脚踝。推车的女人连忙停下车来扶他，他却不肯松手。过了一会儿，就有液体从他的指缝里慢慢渗出，将他的袜子染成一幅紫红色的图画。旁边围观的人开始惊叫起来。女人拨开了他的手，一把扯下他的袜子，在他的脚踝上扎了个死死的结，就架着他去了学校的医务室。女人身量不高，他得倾斜着身体才能靠在她的肩上，可是那天他感觉仿佛是靠在一堵矮而结实的砖墙上，他竟放心踏实地在上面放上了自己的重量。
一直到处理完了伤口，他才有机会看了女人一眼。这一看，就看出很多意外来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她竟是那样年轻，年轻得几乎还不能称之为女人，衣妆发式眼神身架没有一处不在昭著地显示着未解风情的木然。他问她叫什么名字，以前怎么没在图书馆见过?她说她叫李延安，是新来的，才上了三天班。她回答他的问题时态度很老实，甚至有些怯场，几乎完全没有做任何延伸和说明，和她刚才处理事故的大胆老辣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她的脸上有些脏——大约是搬书的缘故，汗水在灰尘中间流出一道道树影一样斑驳的印记，潮湿的鬓发在额角蜷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圈。她和他以往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同，她使得那些女人显得苍白病态贫瘠做作。
突然间他对她就有了好感。
他问她怎么一点都不怕血?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这回她只笑了笑，却没有回答。
真正的答案是他渐渐熟知了她的童年之后才得到的。
李延安出生在延安。和当时的大部分延安子女一样，她一出生就被送到了当地老乡家里抚养。断了奶，就进了保育院。父母也许到保育院看过她，也许没有。六岁以前，除了知道父亲姓李，李延安对自己的双亲几乎毫无印象。
保育院常常迁移，李延安很快就适应了在马背上睡去在马背上醒来的生活。有一次她睡得太死，从马背上掉了下来，竟无人发觉。等到第二天她被晨露冻醒，才知道马队早已走远。她沿着若隐若现的马蹄和马粪痕迹，走了整整三天的路，终于追上了大队人马。那天保育院的阿姨去井边打水，看见井边躺了一条脏狗，随脚一踢，踢出声来，才知是人。提了油灯来照，照见是李延安。李延安走丢了一只鞋，那只光脚磨得脓血模糊，脚踝被石头扎破，伤口深得几乎看见了骨头。阿姨来清洗伤口，一根一根地挑脚板上的刺。挑出来的不像是刺，倒像是血针，叮当有声地落了一盘子。阿姨挑着挑着就红了眼圈，李延安却一直没哭，只是反反复复地对阿姨说下次睡着了你就掐我。
那年李延安大约是五岁半——和保育院大部分孩子一样，李延安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
那之后没多久，李延安就和保育院的其他孩子一样，和他们各自的父母亲团聚了。孩子们对局势的变化是一知半解的，只知道要离开保育院进城了。进城的第二天，李延安被人领着走进一个灰砖大院，院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和三个比她更小的孩子。领她进来的那个人拉着她的手，让她管那两个大人叫爸爸妈妈，又让那几个孩子叫她姐姐。她没叫，也没应。那天刮着大风，满天飞着脏雪似的柳絮，太阳仿佛是一只黄土捏就的大碗，蔫蔫地扣在尘土厚重的屋顶上。一个被战争离散了的家庭和四个互不相识的孩子在那个颜色和情绪都很灰暗的下午草草地会合在一起。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磨合的过程却持续了后来的半生。
几年以后，李延安才从大院其他孩子口中得知，那个她称呼为妈妈的女人，其实并不是她的母亲。她的生母走出了雪山，走出了草地，却病死在进城的路上。后来和父亲一起走进城里的，是一个文工团的女兵。
不过这对李延安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李延安的父亲和继母都是从马背上下来就直接走进了办公楼的。城里有太多新奇的事情，他们要学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子女。照顾孩子们日常起居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姆。在李延安看来，她不过是从一家保育院搬到了另一家保育院。她沿袭了保育院里大孩子照顾小孩子的作风，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照顾弟妹的任务。很快，那支只有三个士兵的部队在她的调教之下秩序井然。在这个新秩序里，大人只是若隐若现无关紧要的背景。李延安从来没有童年的感受。婴孩的第一声啼哭过去了，她仿佛就担负起了作为一个成人的职责，照顾着自己也照顾着别人。
这种感觉，如一根筋脉，始终贯穿在她和何淳安的关系中。
她和他认识以后，几乎没有任何交接转换过渡，她立即进入了她惯常的角色。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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