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未亡人
作者：王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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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里有不低的官职，但小女儿西多却是在区统计局当了五年芝麻大点的办公室主任。
迟敏很策略地找到了冷眉阿姨，冷眉阿姨是老于阿姨圈子里的人，她委婉地托冷眉阿姨去找韦大姐出面，为西多说说好话。冷眉阿姨果然当了说客，谁知韦大姐顶了回来，冷冷一句：“她自己有腿，自己怎么不去找?”
于是，迟敏出现在省委组织部戚副部长办公室里。戚副部长客气地把她让进了办公室，细心地听她叙述来由。未了，戚副部长说：“老迟啊，干部提拔是有程序的，周西多是区管干部，不像王司令的小四，是省委组织部管的干部，我无权插手下面的干部使用啊。周政委就是活着，他也会同意按规定办的。我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带头执行组织纪律……”
“你算什么高级干部?”迟敏气咻咻说了一句，甩门而去。
戚副部长被弄得很狼狈。按过去划分，他这个职务至少是十三级以上，属于高干；按现在划分，高干是省部级以上，他还不够资格。
迟敏羞辱了戚副部长，出了一口气，事情没办成，在床上哼哧了有小半个月。她觉得自己老周家已被别人弃之如秋扇了，同样类似的两件事，却是两种不同的结果。韦大姐是厚此薄彼，偏袒老于阿姨，对她却是太不够意思。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她与韦大姐势不两立。
三八妇女节，地方上召开座谈会，邀请红军巷干休所的老革命参加。周夫人也收到了请柬。老同志参加座谈会，喜欢穿上老式将校制服，在胸前缀佩象征他们革命历史的勋章、纪念奖章和军功章。大清早，迟敏早早穿上那件发黄的五十年代的双排扣女式军装，把头修剪成五十年代流行的齐耳短发，对镜照了一下，可是胸前总缺点儿什么。她灵机一动，翻箱倒柜，找出周政委那两枚“独立”、“解放”勋章，缀在了胸前。
周夫人到会的时候，座谈会已经开始了。
韦大姐正在发言，她穿着脱壳黑棉衣，左胸缀着“八一”、“独立”、“解放”勋章，右胸缀着苏维埃时期的三等奖章、八十年代军委发的二级“红星”奖章……依次而坐的老于阿姨胸前挂着“独立”、“解放”奖章，还有一枚新近发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周夫人的目光落到了胸前只有一枚“解放”奖章的冷眉阿姨身上，垂首瞄了一下自己胸前的勋章，嘴角掠过一丝自得的微笑。她款款走向标有她姓名的座位，含笑四顾，向四周的人点头示意。
她落座时看到，正在说话的韦大姐迅速扭头望她一眼，浑浊的眼睛忽闪了一下，眉毛拧了起来。她别过头，装作若无其事，拿起茶杯，掀开杯盖，轻轻吹着杯中漂浮的茶叶。
大概是周夫人胸前的勋章起的作用，会一结束，肩扛摄像机的记者把周夫人引向会场一侧：“阿姨，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周夫人矜持地点点头。
陶醉的周夫人摆好姿势，准备接受电视台那位漂亮的女主持的采访。
冷不丁，伸过来一只苍筋凸现的手，一把扯掉了周夫人胸前的勋章——是韦大姐。
“出什么洋相!你凭什么佩戴它?你打过一枪吗?你!”
众目睽睽之下，满脸通红的周夫人掩面而逃。
奇耻大辱啊，韦大姐让她丢尽了颜面，她健在，就让周夫人没脾气也没法神气。韦大姐住院后周夫人是赌气不去探视她，可她又不能不去看望她。说来韦大姐是个粗人，无儿无女，比她不幸多了，况且也战友一场，人心毕竟是肉长的，她不能老了，还让别人说她狭隘与小气。再说，谁也逃不过这一天啊!
周夫人轻轻地走到重症监护室的玻璃门前，忐忑不安地踮起脚朝里张望。
接到韦大姐的病危通知，施文辉的家乱成了一团。
年迈的施夫人拿电话的手抖个不停，小兵，小兵，她呼喊着儿子，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她的裤管流到了脚面，在地板上汪成一摊水。施小兵把母亲扶上床，安顿好，溜了一眼另一张床上的父亲，欲言又止，转身跨出家门。
韦大姐的老部下施文辉此时已患老年痴呆症，完全不认识家人。有人来看望他，他也不能对话，别人离开时，他要么行个军礼，要么就是拉着手久久不放。
施小兵大汗淋漓地骑着一辆自行车去火车站买票，他要尽快赶去看望韦阿姨。军区干休所小车很多，但父亲从不准家人乘坐，干休所给他配的小车，施文辉从来就非常自律，也几乎没用过。
车票未买到，车站出了告示：受台风暴雨影响，浙赣线发生泥石流，最早要到明晨六点才通车。
“妈妈，只有向干休所要车了。”小兵回到家里俯在母亲床头轻轻说。
施夫人半睁着眼睛，把目光投向侧边那张床。循着母亲的目光，小兵看见另一张床上的父亲，睁着无神的眼睛看着他，仿佛在他脸上搜索与自己有关的记忆。一贯对父亲言听计从的母亲，到这时候也不敢擅自作主。施小兵急得瞄了一眼手表：“妈，现在不赶过去就来不及了!”
扑通一声，把正欲起身的小兵吓了一跳，一回首，见桌上父亲那只宜兴紫砂壶滚落到地上，施文辉那只手颤颤巍巍地在抖动。
“爸，要喝水吗?”小兵俯下身子。施文辉枯瘦的手一把抓住他的手，攥得很紧。他眼睛居然发出光来，喉结滚动了一下．喊：“派车。”
一九五五年，施文辉携妻回闽西老家。那时，部队刚授军衔，身穿黄呢子将校服，肩挎武装带，脚踩咯吱作响的硬底皮鞋衣锦还乡，成了革命老区的一道风景。当初出去的乡村子弟，如今都是大干部了，骑高头大马，坐吉普车，前呼后拥。那一年，施小兵尚小，留在寄宿幼儿园，陪同父亲回老家的母亲后来向他转述了这次回家的经过。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当地驻军派的苏式拉炮小车，勉强开到乡政府后，就不能动了，前面没有了公路。父母亲高一脚低一脚走了十几里，回到了老家那个半山腰的小村子。确切地说，村子只剩下一些杉树皮搭建的窝棚，多数是烟熏火燎过的残墙断壁，依稀可见残存的红军时期的标语。
施文辉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远房堂兄弟，在故居的遗址上立了好一会儿，然后在父母坟茔前凭吊了一阵，又到韦大姐母亲的坟上培了土。回到村里，刚端上饭碗，就被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包围了。毛伲子的母亲，颠着小脚从几里外颤颤巍巍赶来，她抖索着枯叶似的两片嘴唇，拉住施文辉的手就不放。他们都是当年“闹红”外出的少先队员的亲属，他们要打听自己亲人的下落，同时也打听韦大姐。看得出，他们许多人已知道亲人过世了，他们领到了抚恤金，他们来看施文辉，是来寻些寄托。有的人，因为没有抚恤金可领，想来找些线索，尽管亲人可能早化成黄土，但没见到韦大姐，他们还不甘心。
施文辉来前与韦大姐定好了口径，回来见到大家就说韦大姐早已牺牲。听到这一消息，人们沉默了，他们干涸的眼窝没有一丁儿湿润，也许他们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只有无奈无助的目光互相望着，无声地交流。他们作为“匪属”能幸存至今，说来每家也都是十分幸运的。
施文辉把带来的糖果分散给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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