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未亡人
作者：王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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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他用这点“甜”来宽慰他们，除此，他又能干什么呢?
就在施文辉夫妇将上小车的时候，细妹子出现了。她头戴斗笠，浑身湿透，那双纺锤一样的小脚经雨水浸泡，宛若一对胀裂的三角粽子。
少时伙伴相遇，情不自禁，相挽痛哭。
“皖南事变”被俘的细妹子，因是个女娃，又是小脚，很快被释放了。她辗转回到故乡，很快嫁了人，生儿育女。她婆家住在离乡政府二十里外的小村庄，是当邮差的丈夫在乡政府里听到她常唠叨的施文辉省亲的消息，报了信，她特意赶来的。
当她从施文辉口里知晓韦大姐牺牲了，竟哭得晕了过去。
那天晚上，县委设便饭给施文辉送行。施文辉建议，请政府在故乡立个少先队员碑，祭悼亡灵。县领导满口应允，说一定好好研究。这一“研究”，几十年过去了，碑也没有立起来。当下，施夫人还扯出了细妹子的“荣军”问题，但县民政科长说出的第一句话，就让施文辉夫妇失望了。
“她不属于荣誉军人。”怀抱着一沓名册的科长十分肯定地说。
“细妹子我了解，一九三四年和我一起参加的红军。”施文辉提醒道。
“这个我知道。荣誉军人是给参加过红军的人，细妹子当过红军不假，可她后来被俘了。党员被俘之日起，就算自动脱离了组织关系。”
“来，吃菜吃菜，这可是家乡土产豆腐干，薄得像纸。”县领导赶紧打起圆场。
施文辉只好作罢。战争时期类似细妹子遭遇的人很多，统称为“开小差”。
自此，施小兵就有了一个叫“细妹子”的姑姑，施文辉按月给她寄钱，从不间断。那时候，韦大姐也每月给施文辉寄钱，和交纳党费一样很准时。为此，施小兵曾问过韦妈妈，韦妈妈不经意地说是她以前买建设公债，向他爸爸借了一笔钱，欠债还钱，理所应该。
施小兵退伍那年，跟父亲回闽西老家认祖归宗。回来途中，在市里下了火车，施副政委带着小兵去见韦大姐。
“追击炮打麻雀，不够分呀!”施副政委讲到故乡之行，脸色阴沉。这次回老家他父子倾囊而出，可是依然难解乡亲的贫苦之急。
“乡亲们送我们上车时，不说话，一个劲儿抹眼泪，看着让人难受。我是手表、衣物全留下了，只差没脱裤衩了。你瞧，我这套衣服还是爸爸的换洗衣服哩。”小兵指指自己身上洗得发白的黄军装。
不久，部队交旧换新，韦大姐擅自下令，将旧被服、蚊帐、胶鞋装了七车，运到闽西故乡。助理员拿着账册来请示：“主任，那批旧物如何处理?…‘折成价，算算多少钱，从我每月工资里扣。对了，还有利息和运费。”她见助理员不走，立马明白了助理员的意思：这笔不菲的钱，就是她一辈子工资扣完也未必还得清。她一瞪眼，“怕我连本带利还不上是吗?我还不上，你找我的干儿子们要，干儿子们还不清，让他们的儿子继续还，从他们工资里扣。”说着，她掏出铅笔，用铅笔头在一张香烟壳上写下干儿子们的名字和单位。
她写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这些干儿子们中有的以后会下岗，会没有固定工资，会生活没着没落，差点沦落为城市贫民。
部队旧物按规定是逐级上交的，军需仓库是保管职责。韦大姐越俎代庖，总后分部不干了，研究了处分决定，上报军区审批，被分管干部工作的施文辉一句话给挡了回去：“她又没亲属，没放自己腰包，是自己赊账，是没处理好大家和小家的关系，通报批评教育一下吧。”
九十年代初，细妹子姑姑去世后，施小兵才知道，韦妈妈多年来一直寄钱来，都是以他父亲的名义在资助这位“开小差”的女红军。
邱援朝是韦大姐身边“孩子”中赶到医院最早的一位。在韦大姐的孩子中，他是现在混得最落魄的一位。
小时候，邱政委家的四个孩子都是韦主任家的常客。邱家孩子多，四个男孩衣裤特费，那会儿买布是要布票的，为了节约，韦大姐常去布店里“淘”便宜的零头布给孩子们缝制衣物。有时，索性买两块不要布票的大手帕，前后一拼就是一件“娃娃衫”。邱家孩子吃饭时，喜欢端着饭碗去韦主任家吃菜。有时晚上少不更事的四个孩子索性就一溜并排横睡在韦大姐的大床上。邱政委的妻子冷眉为此没有少打骂孩子，但韦大姐一句“我乐意”，让冷眉听罢既感慨又感激。
邱援朝兄弟都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继承了父辈的光荣传统：服从领导，忠心耿耿。当兵的都加入了党组织，退伍回到地方后，都在国营工厂当了工人。当时国营单位还很不错，孩子们都有“铁饭碗”，这对冷眉阿姨是个安慰。孰料，到九十年代，国企不行了，他们相继下了岗。子女们且不说放不下曾经是“高干子弟”的架子，就是抹下了面子，曾经的“金枝玉叶”也是残枝败叶——身无绝技，年龄太大，就业机会太少。
冷眉想让老邱发挥“余热”，对他说：“你出面找人想想办法，给他们找份工作吧。”
“要找你去找。别看老子八十了，身体还硬朗，我养着!以后儿孙自有儿孙福，我管不了那么多。”直到邱政委去世，也没为孩子的工作说过一句话，找过一个人。
住进干休所的邱家孩子，时常和小时候一样，来韦妈妈家串门。
韦大姐在干休所真正过起了解甲归田的日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空地上种菜养鸡，很是悠然自得。邱家兄弟时常相帮韦妈妈种菜，给鸡鸭喂食，把多余的农产品送给左邻右舍。后来，韦大姐年事已高，手脚不利索了，就把打理的事交给了邱家兄弟。邱家兄弟有的是时间，渐渐把富余的农产品弄出去卖，韦大姐嘉许他们有自食其力的精神。
韦大姐平常的日子是电视频道一个接一个换，电话一个接一个打，香烟一支接一支吸，偶尔在老于阿姨等几个老太太之间走动，活动范围极小。兴许是年龄大了，晚年的她不知是珍惜生命，还是害怕孤寂，开始“作”了，且把“作”的矛头对准了最亲近的人。
以往，邱家兄弟和米可可经常都相邀一起携媳妇孩子来看望她。后来就轮换来，他们认为与其呼啦一下全去，呼啦一下全走，不如分开，细水长流，给韦妈妈有个常回家看看的感觉。
“你还记得有这个老娘?”每当干儿子来，她先是红头涨脸地责怪一番，然后开始数落起他们和媳妇的种种不孝顺。她是无话找话，平日里没人和她说话，好容易逮住亲近的干儿子，自然要狠着劲儿地宣泄。好在兄弟间了解她的脾性，对她不着调的话，任她喋喋不休，不传播不求证。
每当接到干儿子要回家来的电话，她会显得激动无比，当门铃响起，她就眼睛放光，一迭声“来了，来了”，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去开门。干儿子们来了，即使吃过饭了，她也会变戏法似的把早就准备好的绿豆汤、红枣汤、莲子羹之类端到他们跟前去。
但这样的看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日渐少了，毕竟都有各自的小家。
先是干儿媳们，总是嫌韦妈妈说话没轻重，来往有些若即若离；接着是米可可，房地产生意太火，身为老总的米可可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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