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上街头,下街头

作者: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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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起了。现在却不好改口了,只有硬着头皮憨下去:
  你是说那几个泥巴人自己走的?那不出鬼了?”
  黄帽子打哈哈。
  “鬼说得到,而今什么怪事没有?”
  何拐子眼睛骨溜溜乱转,射出一股寒光。
  黄帽子忽然觉得背脊有些作冷。
  因为收破烂,挑东捡西,掂斤论两,何拐子养成一双贼眼,从来就是骨溜溜乱转且精明发光的,未必有什么特射。但今天却让黄帽子心惊肉跳心,有何拐子盯着,那几个光屁股女人出不了手不说,还真成了一桩祸害:他在这个镇上好歹做了几十年“站长,搞不好一张老脸要丢在几个搂得困不得的光屁股女人身上。
  一整天黄帽子都心神不定,眼前老是晃着何拐子那双逼人的贼眼。在那双贼眼后面,那几个光屁股女人晃过来晃过去。晚上关门的时候,他着看对面门板紧锁的裁缝店,后悔昨日此时不该冒失。咬咬牙又想:就让她们堆在库房里又怎样,又不要饭吃。何拐子莫非还能一家家搜查么!
  半夜,黄帽子起来拉尿,尿桶就在房门外的天井边上。拉到一半,忽然重重地打了一个寒噤:天井那边,月影掩着的墙根下,站着他昨夜抱回来的那几个光屁股女人,一律面无表情地正面看着他。等他把那个尿水滴答的东西胡乱塞回裤裆,眨眨眼定睛再看,又只剩了空空的墙根。
  “老鬼!你老了,老眼快瞎了。”
  黄帽子骂着自己,摸摸索索回到床上。刚才一泡尿没有拉完,在那里作怪,他想躺一阵子再起来,却忽然又听见几个女人的低低的吃吃的笑声,细听是从隔壁库房里传出来的。他的头一下跟着响起来。
  “真的出鬼了?莫非那几个光屁股女人是有魂灵附了体的?”
  黄帽子想着,忽然“嚯”地坐起:都这把年纪了,还怕几个女鬼?又翻身起来,去了库房。几个光屁股女人无声无息地挤在一个墙角里,上面严严实实地盖着一块塑料布。一只老鼠在它们脚底下梭来梭去,弄得那块老化的塑料布嗤嗤作响。
  这一夜,黄帽子爬上爬下,昏昏沉沉。老婆倒是鼾声不绝,恨得他直咬牙。
  二日夜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三日夜里,一切照旧。
  再后来,不光是夜里,就是大天白日,只要店里静办着,黄帽子就会忽然在自己屋里的任何一片暗影中看见几个面无表情的光屁股女人,或是隐约听见哪个角落里传出的女人的低低的吃吃的笑声。
  而店子外面,何拐子对那几个泥巴人依旧没有死心。他说,只要他不死,总能见到那几个泥巴人现世,除非哪个把它们打碎了,埋了。
  何拐子发的誓倒给黄帽子出了主意:事到如今,最好的法子是把那几个惹事的光屁股女人毁了。想想却又不敢下手。他怕一到静办的时候,她们依旧会出来纠缠他。
  黄帽子只有关了店门,回了乡下的老屋。
  走之前,黄帽子只说是乡下有事,去去就回,不料好久没有音信。之后又听乡下来的人说,黄帽子一到乡下就病了,病得很重,只怕是回不到镇上了。
  大家不由觉得心下有些不好过。黄帽子,的杂货店在韵时候,习似为常,一旦不开门,多少有些不方便。黄帽子为人刻薄,个人开了店还以为是先前的国营“站长”,又交不亲养不热,再熟的人他也一样做手脚。但同在一条猪尾巴长的镇街上住了多年,日日抬头不见低头见,忽然就不见了,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总不是个味道。
  最感到蹊跷的是剃头佬跟何拐子。议论了半天,两个人忽然想起,那天他们追究那几个泥巴人酌时候,黄帽子的脸色非比往日,本来逢到这类话头他的嘴是最多的,但一连几天他都好像心不在焉,说话支支吾吾。这些时,何拐子也差不多摸清了,除了黄帽子屋里没有看过,镇街上,确实没有哪一家收捡了那几个泥巴人。
  “莫非就为了那几个泥巴人?那我就有过了。”何拐子挠着自己的秃瓢说:
  “我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几个泥巴人,就是有人要,又能值几个钱?真是他老人家收捡了,我还会抢走么?”
  剃头佬看何拐子痛心,劝道:
  “这也是猜猜而已。站长不像你我,一生世都站在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他见过大世面的,做人何至于那样逼仄。”
  (责任编辑 程绍武)上街头,下街头
  陈世旭
  一 叫 春
  
  罗 姨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第一声是宣告,很悠扬;第二声是命令,很短促;第三声是恳求,几分凄婉几分哀怨。每次开饭,罗姨都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喊。三声喊过,没有响应,她又从头开始;还是这样的次序。美工组的条子说,罗姨的喊声曲折起伏,很有音乐感。大家注意所,还真是。有时候就是为了享受这音乐感,故意拖延下班。
  “我晓得,你们就是想急死我。”
  罗姨口里这样说,心里很快活。
  罗姨先前是安老师家的保姆。
  安老师是城里师专毕业分来的,女朋友是初中同学,父亲病故,家里弟妹多,她是老大,只好失学。安老师参加工作后帮她在城里找到一个小学代课,等她转了正,他们才结婚,她已经三十出头了。沙河镇到城里坐火车只要半个小时 ,每个星期或是安老师回城,或是他爱人来。站里给了他一间房,他自己去买了一张双人床。床最重要,生儿子要拜托它。桌子和凳子都是站里的。桌子是条桌,凳子是条凳,站里都用不上了。站长老冷当过县财政局的副局长,找关系弄到一笔经费,添了一些新的办公用品。夫妻两个只开支一个人的工资,另一个人的工资存起来留给儿子。
  婚后半年,老婆的例假一直正常,两个人便沉不住气。旁人也渐渐为他们着急,提醒说:“要加班加点噢。”每次临近老婆的例假,两个人便惴惴的,一声“来了”,顿时眼睛发黑,手脚发软。
  儿子比他们要沉着得多,不慌不忙地在娘胎里呆到足月。
  儿子出生,让他们吃更多的苦头。光是为了找个合适的保姆,就耗尽了心血。安老师爱人是班主任。整天忙得头发都梳不清爽。比较起来,安老师好办些,带孩子却又多少有些难为他;只有请保姆。但镇子附近的人愿到镇上做的极少,因为工钱低。要做就去城里。
  安老师先后找到过两个保姆,一个是镇上捡破烂的,弯腰驼背,不停地咳嗽。半个月后,安老师的儿子感染了她的肺结核。赶紧付了一个月的工钱打发她走人。后来找到一个自称十五岁顶多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孩,结果是多了一个要照护的人:早上不用力推她,她绝醒不了;白天她跟一帮光屁股的伢子在河里捉鱼,安老师的儿子在摇篮里哭得惊天动地。
  实在没有办法,安老师只好硬着头皮把儿子送到城里住几天。
  那回,安老师从城里接儿子回来,走出火车站,有个女人一直在身后喊:“哥哥!”他没有在意,他在此地无亲无故。上了公路,这个声音还在后面响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急。
  除了不时擦身而过的汽车或拖拉机,边上没有别人。安老师不由得疑疑惑惑地回头:一个老女人,手长长地向前伸出,一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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