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上街头，下街头
作者：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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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着乱了，叫爷叫娘的满屋子打滚。
徐光荣不晓得众人笑什么，有些茫然；洪艺兵是明白的，誓死捍卫似的紧靠着徐光荣，神色严峻。
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下句。徐光荣的话是大白话，洪艺兵的话是标语口号，对徐光荣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说他比徐光荣还像领导。他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
他习惯地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和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总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
又竟有了求偶的迹象。
徐光荣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大家都是诗人，他就是诗坛领袖。
在一个诗的年代，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多数人东抄西搞，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一心要加入团组织的周燕巴望的不是一个星期交一首，而是一天交七首。但实在写不出，又不敢像别人那样抄。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急得抹眼泪。
有了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洪艺兵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了周燕。
洪艺兵其实最情愿帮助的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要人背过河，不要人买夜宵带早点，但是这一次，她应该需要帮助。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洪艺兵想错了。周燕一心想做革命青年。母亲已经让她抬不起头，她自己决不会跟洪艺兵这种人搅到一起。
洪艺兵出身不好，饶金苟是乡下人，她都看不起，很自然。她对洪艺兵是厌恶，对饶金苟却是欺负。那回摸黑起夜明明是她打搅了饶金苟，饶金苟并没有招惹她。她借机把肚子平日压抑的傲气发泄到他身上，根本就是觉得他好欺负。哪里想得到欺负的竟会是这样一个“乡下人”！
周燕的母亲对女儿很有信心：请他来家里吃饭，他要肯来，以后的事就好说。母亲的心思很明白，在当地火里面周燕算是老姑娘了，再出色，在一个小地方又能怎样?现成有了一个高干子弟，前程无量，戏肯定是演不了几天了，这样的人不抓住还等什么?周燕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母亲，脸微微发红。
饶金苟冒出了一头大汗，结结巴巴地问：“去你家?真的?”
“去不去吧?”
周燕低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离开剧团的时候，周燕没有回避大家的注意，两个人俨然早就是一对。
到了饭桌上，饶金苟渐渐平静，一五一十说起县委书记的接见。
县委书记说，以前多次看过他的戏，很不错。只因为老是忙，没有时间跟他好好谈过。现在，他有什么要求尽可以说，要是觉得在剧团工作不合适，可以考虑调出来。
不，不，饶金苟连忙说，他在剧团很好，他从山里出来，就是来演戏的。只是希望剧团能收一个打锣的；还有一个会写诗的，是个残疾人，希望能进文化站……
县委书记没有听完他的话就对旁边分管文教的郑书记说：应该没有问题吧，老郑你看呢？
当然了，当然了。郑书记立刻就表态。
周燕和母亲看着饶金发呆，不晓得说什么好。她们指望他一个跟斗翻上半天云，如果翻来翻去还在戏台上，那指望什么？
饶金苟自己后来也很伤心。因为大家，包括恩师孙宝环，都对他说，希望他能在他们调出剧团的事情上出把力——省里有个研究单位愿意要孙宝环，县里一直拖着不放。
据说尉团就要实行自负盈亏。除了饶金苟，哪个都想趁早调到一个牢靠的单位去。
三出鬼
黄帽子
黄帽子早上开店门，吓了一跳：街对面的门板前，站了几个一身精光的女人。
黄帽子的店门总是开得比别个早。这一者是由于习惯——这里早先是镇上的食品站，半夜就有人排队的；二者黄帽子上了年纪，一过三更就没有了瞌困。在床上瘫尸，不如起来方便群众。“方便群众”是黄帽子的话，当食品站站长的时候讲惯了。
天蒙蒙亮，街上静静的。黄帽子伸长颈子看看街两头，不见有别的人走动，便放了心，仔细来看那几个不声不响的光屁般女人。本来就老眼昏花，加上净是眼屎，又揉又眯地看了好大一阵，才“瞎”的一声啐了口痰。那原来就是对面裁疑缝店的泥巴人。
“妖精!”
黄帽子骂道，又啐了一口。
“妖精”既是指那几个泥巴人，更是指对面裁缝店老裁缝的独生女儿，是她把这些光屁股妖精弄到镇上来的。高中没有考上，她跟几个疯疯癫癫的同学到广东去打了几年工，回来接了老子的手业，用广东赚的钱把老店装修一新。老裁缝原是高兴的，却没有想到装修完了她会从城里搬回这么一堆不成名堂的东西，搞得镇止许多人走来走去都不自在。老裁缝气得浑身筛糠似的乱抖，却说不出话，就去推。推了几个，没有了气力，反而病倒了，再没有起来。但女儿的时装店——先前叫裁缝店——倒是兴旺起来，一年交的税，在镇上个体企业中是最多的。黄帽子很眼红，总在背后骂“妖精”，骂她不光害死了老子，也是镇上的祸害。但镇上人并不这样看，“妖精”时装店的生意照样是好。黄帽子每天坐在自己店铺的柜台后面，看着镇街上的人流水似的流过来流过去，想想世事的变化，很是感叹。
黄帽子这个名字是路教那年喊起来的。当时，每到入冬，县里就要从各单位抽人下乡，利用农闲抓路教。具体任务是抓粮棉油猪的上交，清贷，劳力外流，等等。当时他不过是个镇食品站长，管了几个杀猪的屠夫，因为年纪大些，加上早年有过摘社教的经历，让他当了工作副组长。他自以为是封了八府巡按，开口闭口就训话：“我们是来抓阶级斗争的，不是来吃白食的!没有完成上交任务的，劳力进城不回的，借了钱不还的，我们就抬箱柜，抬寿材，再不然就拆屋。总之决不手软。有人讲我们是日本鬼子进村，讲对了，我们就是日本鬼子进村!”路教结束，他当了先进。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顶黄帽子。这种粗呢料子的黄军帽本是志愿军军官戴的，怎么会戴到他头上，只有天晓得。他倒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但只是个兵，而且刚过鸭绿江就接到了停战的命令。那顶黄帽子他冷热都戴在头上，极少脱下，生怕脱掉了资格和身份。在这资格和身份下面，是一双细小的眼睛和一只蛮大的鹰钩鼻子。这本来可以使他显得很杀气的，却可惜眼睛没有光，说话时总在要努力去撑开它。大约是因为眼睛怕光，黄帽子扣得很低，直压着眉毛，使一张本来就短而窄的脸更加没有了面积，别人就只能看到一顶黄帽子。当地对他有气的农民就喊他“黄帽子”，后来喊开了，连工作队自己也跟着喊，并且带回到镇上。他不气，反而觉得是一种光荣称号。
黄帽子的失落感其实是在路教回来后就有了的。管食品站的是副食公司，副食公司上面是县商业局。县商业局才是科级，食品站狗屁级也不是。黄帽子原以为路教回来起码能提到副食公司当个副经理，大小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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