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上街头，下街头
作者：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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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级，结果不但没有如愿，差一点还把站长的位置搞丢了：他不在镇上，的时候，顶替他的人搜集了大量群众意见，说他伙同案上克扣群众、以次充好、私下还贩卖票证——其实就是猪肉票，恨不得送他坐牢。牢是没有坐，站长的位子也一直没有变。呆到退休前，食品站撤销，他自己作了个价，把店面盘下来，开了这家杂货店。因为地段好，他又是会经营的，一年下来，至少强过当十年的食品站长。按说他应该高兴，老了老了，还撞上了财运。他却另有看法：“要是只讲发财，那还有个头么?先前穷是穷些，大家安心。哪像现在，成了什么世道!”如今镇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差不多没有一样看得惯。
沙河镇的确早已面目全非。镇上老街先前排列着的古旧雕楼拆了个片瓦不存，代之而起的是用劣质瓷砖贴出来的店铺门面。镇外的小河早巳断了流，据说是因为乡镇企业抽多了地下水。一座被上级领导题为“长虹卧波”的极粗变的水泥大桥也便因此显得虚张声势。没有河了，沿河两边却修了马路，让卖禽蛋鱼肉、蔬莱小吃、衣帽鞋袜、日用百货的各类摊贩塞得水泄不通。从河两边的马路倒进河道里的各种污水把河道染出一缕缕散发出恶臭的青绿。窄窄的镇街仍像先前那样嘈杂，只是那嘈杂里多了许多现代化的声响：先前的猪圈，改装成了电子游戏机房；先前的铁匠铺，改装成了卡拉OK；沿街隔几步就有一张台球桌。打台球的没有几个不是蓬头垢面，拖鞋趿袜的。台球桌子下面有伢子在拉屎，有狗在吃屎。
剃头佬
最跟黄帽子谈得来的是剃头佬。剃头佬老多了，但一身上下照旧光鲜，不像别的老人一样一老就邋遢。头上没有几根毛了，照旧弄得油光水滑。他早退了休，自己挑出了早年的一副剃头挑子，每天上午就挑到黄帽子的店门前。一张嘴仍是闲不住，牙齿没有几颗了，说话不关风，还流涎，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开口。
剃头佬最伤心的是他做了几十年的理发店，而今由一个外省来的后生承包，改叫了美发厅，装修得花花绿绿，比先前黑漆麻搭的样子是好看多了。只是不会涕头。剃头佬小时候学徒，剃头的第一刀从哪里开刀，也是有讲究的，不能随便搬过脑袋就剃。而是根据不同人的身份，确定开刀的位置。规矩是“僧前，道后，宿半边”。俗人剃头，都是从“百会”左边剃起。给出家人剃头，第一刀必须开天门。倘给婴儿剃胎发，还要念“瑞起蔼门机，吾师诵福喜；婴孩今削发，宅合现光华”之类的祝词。而今哪有这些讲究。那个外省后生带来的几个外地妹子，连推剪都不会用，只会“按摩”。按摩要上楼。
“我们先前叫‘掐穴’，人家现在叫‘按摩’。天晓得他们在楼上摸什么。”
剃头佬斜了跟睛鼻子，指指窗帘紧闭的美发厅二楼。他的目的是想让人嫌恶那地方，却反而惹起了好奇的蠢动，等于做了那个美发厅的义务宣传员。
今天一上午，他们谈论的中心是裁缝店。想起“文革”时候一个落难在镇上的将军死了，镇上人不顾死活给他送葬，一向不哼不哈，树叶落下来都怕打破头的老裁缝连夜赶制了全套的寿服寿被。那时候，个个穷得卵子搭得板凳响，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一口做人的正气么。而今日子倒是好多了，人心却坏了。
黄帽子一面跟剃头佬长吁短叹，一面眼睛睃着裁缝店的动静。
半上午来了一辆大货车，把街面霸去大半边，堵住了许多人。原来是老裁缝的女儿搬家。她跟人——说不定就是她男人——合股在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厂，已经贴出了告示：变卖老裁缝留下的祖屋，上面留了个联系电话。
“唯愿她发财。也不枉裁缝一生世又做爷又做娘。
剃头佬还陷在对老裁缝的怀念里。
“发财？怕是在镇上呆不住。裁缝就是死在她手上。”
黄帽子撇嘴。
“那倒未必。裁缝也实在是老了，不经 事。那不过就是几个人样的衣服架子，到底不是上头那些活妹子。”
剃头佬抓着推剪的手指指美发厅。
一样看不得。”
黄帽子说。
那几个光屁股女人现在被大货车挡着，其实看不见。
跟着大货车来帮忙搬家的都是小年青，吃饭的时候，又是喝酒又是唱歌，闹翻了天，断黑边上才吵吵闹闹地呼啸而去。
街上忽然静办下来。剃头佬也早收了挑子回去了。再怎样现代化，老街上的住户关门还是早。
裁缝店门外的那几个光倔股女人竟然还在，在昏暗中更显出几分蛊惑。不晓得那伙人为什么投有把她们带走。或许是因为那边用不上，或许就是故意留下来气人。
“想气我?哼!”
黄帽子对着空荡荡的街咕哝了一声。他觉得老裁缝的女儿就是气他，因为他背后骂她骂得最狠。
“我是哪个？朝鲜战场我都上过，会怕几个光屁股女人?”
这一阵是街上最难得见到人的时候，电视里正播中央新闻，即便有人出门，也要到天气预报之后。偶尔一只狗或猫在黑暗里窜过去，一下就没有了踪影。黄帽子尖起耳朵，独自当街站着。确信了没有人会从暗中出现，便一下故轻了脚步，几步冲到裁缝店门前，一把横抱起一个光屁股女人。没有想到那东西会那么重，打了个趔趄，又硬硬地直起腰，摇摇晃晃地往回走。这样摇摇晃晃地来回几趟，几个光屁股女人就都进了他那个杂货店的库房。
老裁缝的女儿走了，日后镇上还是有人要开裁缝店的，这些光屁股女人就还是用得着的，到时候当二手货卖出去不也是笔收入么。这样想着，黄帽子有些愉快起来：想气我？好笑。让我白捡了个便宜，我气什么！
倒是他老婆有些接受不了，不住地嘀咕：“丑死了丑死了，看相不得。”
“看不得莫看，吵死!”
黄帽子喝道。她嫁黄帽子的时候还是乡下人，是黄帽子给她办了农转非。这决定了她一辈子只能看黄帽子的脸色。
黄帽子关了店门不久，正在洗脚，听见外面忽然有人厉声叫喊：
“我操!哪个手脚这样快，几个泥巴人转身就没有了。搬回去当婊子用啊?”
黄帽子一惊，把一盆洗脚水踩得翻了一地。
听出那个人是镇上、收破烂的何拐子，黄帽子心里马上又更加熨帖起来，庆幸自己先下手为强，抢了何拐子的彩头。
夜里黄帽子做梦回到了六四年下乡“社教”的那个大队。那时候他很受器重，从军队复员，才二十几岁，就当了工作组长。那地方的乡风，女人偷人越多越有脸面。结了婚的女人跟男人一样打赤膊下田、乘凉，洗澡就在门口，不管男女生熟，见人就问长问短。自己的男人不在，就跟相好过夜。碰巧男人撞见，看到床前有双鞋头朝里的别的男人的鞋子，就会转身避让。要是猜出哪个男人，当时就可以去他家里填空。
晓得这个地方没有教化，社教干部就格外小心，进出都至少两个以上搭伴。临到社教结束，黄帽子却放松了警惕。
那天晚上他蹲点的生产队开欢送会，一向跟他搭伴的那个干部因为家里有事提前回单位了，他只能一个人去。没想到回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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