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上街头,下街头

作者: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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眯地看了好大一阵,才“瞎”的一声啐了口痰。那原来就是对面裁疑缝店的泥巴人。
  “妖精!”
  黄帽子骂道,又啐了一口。
  “妖精”既是指那几个泥巴人,更是指对面裁缝店老裁缝的独生女儿,是她把这些光屁股妖精弄到镇上来的。高中没有考上,她跟几个疯疯癫癫的同学到广东去打了几年工,回来接了老子的手业,用广东赚的钱把老店装修一新。老裁缝原是高兴的,却没有想到装修完了她会从城里搬回这么一堆不成名堂的东西,搞得镇止许多人走来走去都不自在。老裁缝气得浑身筛糠似的乱抖,却说不出话,就去推。推了几个,没有了气力,反而病倒了,再没有起来。但女儿的时装店——先前叫裁缝店——倒是兴旺起来,一年交的税,在镇上个体企业中是最多的。黄帽子很眼红,总在背后骂“妖精”,骂她不光害死了老子,也是镇上的祸害。但镇上人并不这样看,“妖精”时装店的生意照样是好。黄帽子每天坐在自己店铺的柜台后面,看着镇街上的人流水似的流过来流过去,想想世事的变化,很是感叹。
  黄帽子这个名字是路教那年喊起来的。当时,每到入冬,县里就要从各单位抽人下乡,利用农闲抓路教。具体任务是抓粮棉油猪的上交,清贷,劳力外流,等等。当时他不过是个镇食品站长,管了几个杀猪的屠夫,因为年纪大些,加上早年有过摘社教的经历,让他当了工作副组长。他自以为是封了八府巡按,开口闭口就训话:“我们是来抓阶级斗争的,不是来吃白食的!没有完成上交任务的,劳力进城不回的,借了钱不还的,我们就抬箱柜,抬寿材,再不然就拆屋。总之决不手软。有人讲我们是日本鬼子进村,讲对了,我们就是日本鬼子进村!”路教结束,他当了先进。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顶黄帽子。这种粗呢料子的黄军帽本是志愿军军官戴的,怎么会戴到他头上,只有天晓得。他倒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但只是个兵,而且刚过鸭绿江就接到了停战的命令。那顶黄帽子他冷热都戴在头上,极少脱下,生怕脱掉了资格和身份。在这资格和身份下面,是一双细小的眼睛和一只蛮大的鹰钩鼻子。这本来可以使他显得很杀气的,却可惜眼睛没有光,说话时总在要努力去撑开它。大约是因为眼睛怕光,黄帽子扣得很低,直压着眉毛,使一张本来就短而窄的脸更加没有了面积,别人就只能看到一顶黄帽子。当地对他有气的农民就喊他“黄帽子”,后来喊开了,连工作队自己也跟着喊,并且带回到镇上。他不气,反而觉得是一种光荣称号。
  黄帽子的失落感其实是在路教回来后就有了的。管食品站的是副食公司,副食公司上面是县商业局。县商业局才是科级,食品站狗屁级也不是。黄帽子原以为路教回来起码能提到副食公司当个副经理,大小上个股级,结果不但没有如愿,差一点还把站长的位置搞丢了:他不在镇上,的时候,顶替他的人搜集了大量群众意见,说他伙同案上克扣群众、以次充好、私下还贩卖票证——其实就是猪肉票,恨不得送他坐牢。牢是没有坐,站长的位子也一直没有变。呆到退休前,食品站撤销,他自己作了个价,把店面盘下来,开了这家杂货店。因为地段好,他又是会经营的,一年下来,至少强过当十年的食品站长。按说他应该高兴,老了老了,还撞上了财运。他却另有看法:“要是只讲发财,那还有个头么?先前穷是穷些,大家安心。哪像现在,成了什么世道!”如今镇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差不多没有一样看得惯。
  沙河镇的确早已面目全非。镇上老街先前排列着的古旧雕楼拆了个片瓦不存,代之而起的是用劣质瓷砖贴出来的店铺门面。镇外的小河早巳断了流,据说是因为乡镇企业抽多了地下水。一座被上级领导题为“长虹卧波”的极粗变的水泥大桥也便因此显得虚张声势。没有河了,沿河两边却修了马路,让卖禽蛋鱼肉、蔬莱小吃、衣帽鞋袜、日用百货的各类摊贩塞得水泄不通。从河两边的马路倒进河道里的各种污水把河道染出一缕缕散发出恶臭的青绿。窄窄的镇街仍像先前那样嘈杂,只是那嘈杂里多了许多现代化的声响:先前的猪圈,改装成了电子游戏机房;先前的铁匠铺,改装成了卡拉OK;沿街隔几步就有一张台球桌。打台球的没有几个不是蓬头垢面,拖鞋趿袜的。台球桌子下面有伢子在拉屎,有狗在吃屎。
  
  剃头佬
  
  最跟黄帽子谈得来的是剃头佬。剃头佬老多了,但一身上下照旧光鲜,不像别的老人一样一老就邋遢。头上没有几根毛了,照旧弄得油光水滑。他早退了休,自己挑出了早年的一副剃头挑子,每天上午就挑到黄帽子的店门前。一张嘴仍是闲不住,牙齿没有几颗了,说话不关风,还流涎,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开口。
  剃头佬最伤心的是他做了几十年的理发店,而今由一个外省来的后生承包,改叫了美发厅,装修得花花绿绿,比先前黑漆麻搭的样子是好看多了。只是不会涕头。剃头佬小时候学徒,剃头的第一刀从哪里开刀,也是有讲究的,不能随便搬过脑袋就剃。而是根据不同人的身份,确定开刀的位置。规矩是“僧前,道后,宿半边”。俗人剃头,都是从“百会”左边剃起。给出家人剃头,第一刀必须开天门。倘给婴儿剃胎发,还要念“瑞起蔼门机,吾师诵福喜;婴孩今削发,宅合现光华”之类的祝词。而今哪有这些讲究。那个外省后生带来的几个外地妹子,连推剪都不会用,只会“按摩”。按摩要上楼。
  “我们先前叫‘掐穴’,人家现在叫‘按摩’。天晓得他们在楼上摸什么。”
  剃头佬斜了跟睛鼻子,指指窗帘紧闭的美发厅二楼。他的目的是想让人嫌恶那地方,却反而惹起了好奇的蠢动,等于做了那个美发厅的义务宣传员。
  今天一上午,他们谈论的中心是裁缝店。想起“文革”时候一个落难在镇上的将军死了,镇上人不顾死活给他送葬,一向不哼不哈,树叶落下来都怕打破头的老裁缝连夜赶制了全套的寿服寿被。那时候,个个穷得卵子搭得板凳响,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一口做人的正气么。而今日子倒是好多了,人心却坏了。
  黄帽子一面跟剃头佬长吁短叹,一面眼睛睃着裁缝店的动静。
  半上午来了一辆大货车,把街面霸去大半边,堵住了许多人。原来是老裁缝的女儿搬家。她跟人——说不定就是她男人——合股在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厂,已经贴出了告示:变卖老裁缝留下的祖屋,上面留了个联系电话。
  “唯愿她发财。也不枉裁缝一生世又做爷又做娘。
  剃头佬还陷在对老裁缝的怀念里。
  “发财?怕是在镇上呆不住。裁缝就是死在她手上。”
  黄帽子撇嘴。
  “那倒未必。裁缝也实在是老了,不经 事。那不过就是几个人样的衣服架子,到底不是上头那些活妹子。”
  剃头佬抓着推剪的手指指美发厅。
  一样看不得。”
  黄帽子说。
  那几个光屁股女人现在被大货车挡着,其实看不见。
  跟着大货车来帮忙搬家的都是小年青,吃饭的时候,又是喝酒又是唱歌,闹翻了天,断黑边上才吵吵闹闹地呼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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