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上街头，下街头
作者：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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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儿大了，老屋不够住，要加间屋。想托你在镇上设法买点便宜砖瓦，拆旧房子的也要得。”
“没有问题。”条子连忙说。
“那就好。”疤子走向靠墙的几幅画，“听说你很出名了。”
“有什么看头，瞎涂的。”条子忽然谨慎起来。
文化站那年要一个美工，就在画领袖像的几个红卫兵里选。实际就是在条子和疤子中选一个。那帮伢子中。除了他们两个捏画笔，其他都是打下手的。画到交稿那天的天亮前，一帮人都熬不过瞌困横七竖八地在架子下困死了。
天亮时候的光线痒痒地照到脸上。
条子看见疤子正从架子上下来，昨天夜里来不及画完的部分现在已经完成了。
疤子后来对来验收的人说画是条子最后完成的。怕条子不过意，又说：
“你留下来吧。你画画比我有出场。我比你有力气，做田能搞到饭吃。”
结果是疤子回乡，条子留在文化站。
“早晓得你心思不在画上，当初还不如我留下来。”
疤子叹了口气。
疤子不肯吃夜饭，执意走了。条子在画架前坐下来，斜斜地眯着画架上的那张白纸，他想，还是应该从基本功练起。
条子有事没事就开始画站里的人：劳碌快活的罗姨；一团和气的老冷；俊朗严肃的安老师；总跟人过不去的老胡；过街老鼠似的洪艺兵。有一次，偷偷画了趾高气扬的郑晶晶，没有想到给郑晶晶发现了，竟老半天看着他，两眼发直。
郑晶晶真的成了条子的专职模特。一有空，两个人就关上条子的房门，躲在里面，一磨蹭就是老半天。站里个个都睁只眼闭只眼，只瞒过了郑书记两口子。郑书记老婆有一回在床头翻到郑晶晶的画像，猜疑起来，问女儿，女儿说：“关你什么事!”郑书记是领导，了解下情是工作，经常在下班前后突然出现在站里。每次他来，就有人赶紧上楼通风报信，郑晶晶就赶紧躲到顶层上面的阁楼里。郑书记晓得那是洪艺兵住的地方，从不过问。洪艺兵根本就没有被嫌疑的资格。
郑书记一头撞进门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奇怪，只是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心思都在安老师那里。
“还在开会?”
郑书记一边跺脚，拍着身上的雪，一边眼睛闪闪地睃着屋里。
“就散就散。”
老冷中断跟安老师钓通话，含含糊糊地说着，指指自己起身接电话后空出的椅子，表示让座。论算起来他的资格比郑书记老。
我来找条子，”
郑书记说着，直接就往楼梯那边走，“他上次答应给县委会议室画幅画，我来看画好了没有。”
“这还用亲自来?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老冷说：
“我陪你上去。”
又仰面对楼上喊：
“条子，郑书记来看你了!”
洪艺兵
沙河街镇两条平行的窄窄的街屋，沿着沙河的一边河岸蜿蜒。街很窄，从高处往下看，是一条缝；抬起头，是一线天。路面中间是青石条，便于独轮推车，两进是卵石，以外是流水潺潺的明渠。先前的店铺脸面，年深月久的老字号清晰可辨。许多人家的中堂上，还保留着字迹斑驳的“不求金玉贵但愿儿孙贤”之类木刻对联。即便有日头的日子，街市也总是阴凉着。参差错落又浑然一体的青瓦灰墙之间，流贯的是产片悠然韵致。因为是南北向，东晒西晒都照不进，不到正午，街上就莫想见阳光。细雨天气，长街若一弯蒙蒙轻烟。弦索之响似有若无，蜿蜒曲折之间，偶尔花伞一现，便有了丝丝缕缕的芳馨，令人疑在一个遥遥的旧梦。
只有县文化站这幢楼，高出了镇上所有的屋子，站在顶层，可以俯视全镇，这才能整天见到在镇上的屋瓦上、镇外的河上和田地上纵情撒野的阳光。论说起来，这幢楼跟站里打杂的洪艺兵关系最直接：他老娘的娘家是山里的大户，在镇上开了最显摆的一家店铺。土改时候他们划了工商业兼地主，这幢楼就归了公。镇政府、县政府都先后在里面挤过。后来它们各自盖了办公楼，就把这里交给了文化站。这来历洪艺兵自己从来没有讲过，别人偶尔提起，一旦给他听到，他马上就会脸色发白，连声说“罪过罪过”。大家笑道：“你有什么罪过，又不是你的屋。”洪艺兵稍稍松口气，说；“对对，是剥削阶级的老窝，是魔窟！”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哪有你讲的那么可怕，这么好的楼!”
楼其实说不上什么“好”，早老朽了。只是地方选得好：穿堂而过，后门临河。楼与河之间是一力小院，藏在一片森然的古樟环抱冲，古樟或如驼背老者，或如伏地卧龙，或连理耸立，或华盖蔽日。有宽宽长长的青石台阶浅浅伸到河水里，上面是桶粗的樟树枝干，拱门似的弯过。弯曲清澈的河上，人字形木桥迤逦横过，对岸良田美畴，青山葱翠。而今，所有这些，都被茫茫大雪盖住了。
洪艺兵先前叫洪一鸣，现在的名字是“文革”开始改的，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音。他给入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商低低地伸缩。有时近视眼镜被水汽蒙住，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便是寻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他也照样恭恭敬敬。跟人说话，不管对方说什么，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是的……”有人问路，或打听事，他也是只顾“是的是的……”别人以为他敷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搞得对方不知所措。他主动开口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往往是检讨，又往往过分。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连说：“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说得声咽气绝，直到别人反过来劝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绝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完全可以谅解，他才逐渐平静，别人也于是安生。在站里从端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他样样都做。平日，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没有不答应的。修锁、伞、钟表，补套鞋、皮鞋……有求必应。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他也会马上就洗，决不迟疑。做了，总是他感激人家；若是觉得人家有可能不满意，就坐立不安。有伺安老师请他修一只半导体，因为缺零件耽搁了几天，他一见安老师就说“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安老师自己倒忘了，问“什么事”，他沉痛说“半导体哟，到现在还没有弄好，害你一个星期听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声音了。”“毛主席去年就逝世了。”安老师有点哭笑不得，他愕一下又没头没脑说，“是红色电波，红色电波。”
洪艺兵是个临时工，一直没法转正。原因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小时候随开店铺的大人在镇上念中学，有一回学校组织进城远足，被一个城里人拐跑，一去没有音讯，土改时忽然带回一个上十岁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再没有二话。不好回山里的娘家，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关于洪艺兵老子，传说是伪官吏，逃跑时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尽管如此，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文化站。这主要因为他们母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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