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上街头，下街头
作者：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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帚或拖把。
这些还不算什么，在他眼里差不多人人是贼。每回让他审差旅费报销，都要准备受一肚子气。他对县内的车船班次了如指掌，一段一段给你指出来，应该在何地搭哪趟车或船，在何地住宿，稍有偏差都逃不脱他的算计。要是你从外县外省回来，他就盘问得更仔细：才几天?这样多的公共汽车票?莫非一天到晚在街上兜圈子?一旦你闪烁其词他的嘴角就滑过一丝胜利的冷笑。你要同他吵，他不回嘴，把你领到领导那儿，细致地指出单子上的每一个疑点。领导忙，照样签字了事。他当时气得说不出话，回到自己办公室，依旧坚决撕下那些他认为不合理的票据，说：“你要不服，只管去告。”
机关宿舍晚上打扑克，鏖战正酣，蜡烛快到头了，别人正换新蜡烛，他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呀，十点了，睡觉睡觉，莫点烛了。”
“什么时候，还心疼根把蜡烛!”人们异口同声地喝道。
“这样烧法，增加多少公务费?又不是办公。”他一边说，一边把刚点着的蜡烛抢过去，一口吹熄。
黑暗中，人们杂七杂八地骂起来：哪个让他来的，扯卵淡!再没有人喊他打牌。连着吃了几回闭门羹，老胡会一个人站在走廊上骂自己：“不干了，不午了，老子马上就给组织部打请调报告，不打不是人!”
但老胡最后离开县政府是让人赶出来的。
过年前，政府办公室主任叫他在机关招待费账上加一笔支出，给县委县政府的头每人发点现金。
“干部困难补助不是发过了么?”
“是让你作账。不是同你讨论。”
“不行!除非有文件。”
老胡居然犟起来。
主任的指关节咔吧咔吧地响：
“就不能体谅一点领导么?不就是给他们津贴一点香烟茶水费么?”
“乡下人再穷，到了正月也要家家请客。到哪去领津贴?
主任的脸扭歪了：
“你算个鸟!”
老胡后来被弄到镇上修自行车的综合服务厂当会计。他在城里念中学的独生子被武斗的流弹打死了，长年生病的老婆扛不住，随后就找她儿子去了。那个厂长跟老胡有一点沾亲带故，念他孤单，收留了他。有一回厂长公款请客，他却死括不同意餐费上账，把厂长搞火了，骂他“丧家狗”，“不识抬举”。正好那次老冷路过，听厂长话说得难听，就让老胡跟他走。他在县财政局的肘候就听说过老胡，觉得这样的人是少了不是多了。老胡当时发狠说：”日后要再做会计，天打五雷轰。”
到了站里，老胡还是做会计。老冷说，“不做会计，我要你来做什么?”问题是他做的事没有变，做事的方式也没有变。审核发票，依旧是把站里的个个当贼，连老冷签了字的白条子，他也立刻就放下脸：
“实在不得已，也要多几个人证明。”
老胡唯一宽待的就是安老师。安老师成捆的给乡下作眷寄剪报寄稿纸，邮费开支相—应的就大。看看站里经费拮据，安老师就说他自己来出邮费。老胡说，那怎么行?培养柞者是站里的事，怎么能让你个人出钱!
事情现在弄成这样，老胡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一直紧张地守着电话。
沉寂中，电话突然响了。
老胡一把抓起话筒，却拿倒了。
“我来。”
老冷“嚯”的一下从火盆边站起，大衣角把火盆沿上的茶碗一下扫倒了。火盆上冒起一大股白烟和呛人的灰。
是安老师来的电话，他已经到了那个公社。
老冷低着头，不停地“嗯、嗯、嗯、好、好、好”，好像电话那头的安老师是上级，他是下级。
条 子
每餐饭条子都是最后一个到食堂的。别人都屹过了，叫他，再不去，罗姨就收摊子了，他才连滚带爬地从顶层的三楼上下来。
条子跟讲解员郑晶晶开过玩笑，请她做模特。也就是开玩笑，哪里敢动真的。就是别人不说，他自己也承认，要打郑晶晶的主意，必须具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魄。他哪来这种气魄?人长得像根条子，走起路来风摆杨柳。郑晶晶是县里分管文教的郑书记时千金，在郑书记眼里差不多就是公主，不嫁则已，要嫁，起码嫁到省里。至于镇上人，不要说挨不得撞不得，就是多看两眼，他也是要不高兴的。
要想讨郑晶晶做老婆，起码先做成省里的画家。
只要接到举行全省和全国画展通知，条子就会去缠安老师。“我需要你的文学想象，”他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同绘画的血缘是最近的。”他把安老师拉进他的美工室，在一大堆颜料瓶、桶和夹着臭袜子的纸捆，中间坐下，腌萝卜干就白开水，开始岖心沥血的构思。然后就一连几天关在垃圾。箱样的屋里，眼睛斜斜地眯起，凝视着画布，拿画笔的手微微抖着，在空牛画着看不见的线条，突然扑向画布。一边画，一边跺脚，挥手，翘起下巴，抿紧嘴唇，“唔唔”地哼。据说大画家都是这样哼的。
每经过这么一次，条子就像大病了一场，刀削似的越来越细，头发乱得像鸡窝，衣服沾满了厚厚的油彩。众人提醒他，小心不要让人把他本人当作了西方资产阶级颓废节术的代表作。这样努力的结果，居然参加了一次专区画展。那幅画的标题是《护苗》，构思是安老师的：一位老贫农在手把手教一个知青给小树苗浇水——水都浇在根。寓意是老贫农从根本上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画所以入选，就是靠的这寓意。这样的画画多了，连条子自己却觉得寡淡无味。
条子出名是因为“红海洋”，当时他是镇中的红卫兵，带着一帮战友在镇上画出了三层楼高的领袖像。这使他免去了接受“再教育”。
条子的画室而今是个作坊。只要做完站里交代的事，就做在外面接来的业务，画广告，写招牌，布置橱窗，装潢门面。而今做这脚事，虽然没有外快，总还能隔三差五混口油水润润肠子，跟干部们“口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是一样的。
条子的自尊心本来极强，但现在遇到对方负责人一面拗着椅腿，一面慢慢呷茶，眼睛越过茶杯俯视他，也会垂着手，憨憨地笑迎人家的脸。
“就是一泡屎也要吃下去，”每次事后，他都说，“计较什么，要紧的是油水。”
技术上他又总是快人一步。别人不惜工本把字画裱得崭新发亮的时候，他已经晓得用茶水漂宣纸，用县剧团的烂戏袍当绫子，把自己的笔墨搞得像古字画，许多从大城市到乡镇来淘古董的行家都给他骗过。
“我们绘画就像鸟儿啼鸣。”
条子说这是一个外国画家的名言。他的条子脸一天天宽阔光滑起来，不再操心什么鸟省展国展。安老师偶尔问他：不想当大画家了?他说：“当了又怎样?省里那些留过洋的不也为一块商店橱窗争得你死我活?”
有一天，一个乡下人走进条子的画室。条子瞪了半天才一下跳起来：
“疤子!”
大热天，疤子衬衣上所有的扣子都紧扣着，领口紧箍着粗壮的脖子，裤子又肥又短。
“看你一身土。”
“搭拖拉机来的。”
“进城来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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